回到重庆后，我就一直心神不宁。一连好几日我最爱去的茶馆我也不去了，一天到晚就盼着满天、满娣早点放学，好早点见到他们。不仅如此，就连位于储奇门的新家我也不愿意回。因为新家隔壁那家人的孝子贤孙按照当地风俗在他们父母还没去世的情况下就给父母打好了棺材，还就那么堂而皇之地将两口棺材大剌剌地放在堂屋门口，害得我每次从他们家门口经过，不管是去店里还是回家都觉得心里一阵发怵。
而至从杜市房东江泽泉去世后，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愈加强烈。
直到到了九月底，有次我去十八梯遇见个瞎眼的算命先生，经他神神叨叨地为我算了一卦，告诉我不必担忧，家宅安宁，一切无虞，又嘱咐我，若实在不放心让我去寺庙里请平安符或者请菩萨来保佑后，我便听他的去罗汉寺为一家人每人请了一个平安符，又给家里的女的一人请了块金镶玉的弥勒菩萨吊坠镶在怀表里外，给我和两个儿子请了观音娘娘，也镶在怀表里；并分别在每块怀表里刻上各自的名字，贴上和家人一起的照片后，我这颗心才总算平静下来，又恢复了隔三差五就去茶馆坐坐的习惯。
那年头，虽然不时还有敌机对重庆周边或市区试探性的轰炸行动，但第一届戏剧联会——抗战话剧，还是在十月重庆国泰戏院上演了。而我为了让孩子们增长见识，还把饶婉也接来住了几天，带他们一起去看了一场。
到了一九三八年底，重庆市区的人口已经增长到了六十万人左右，一时之间在重庆市区物价飞涨，米粮难买，一房难求，报纸上、街道上、政府办公室到处都是“求租信”、“求屋信”、“求地建屋”、“求助信”之类的诉求。
那时我还暗自庆幸自己去得早，加上有点富裕的钱早早地在督邮街买到铺子还在当时的富人区储奇门买了一处居住的小房子。不然也要像马大哥一样只能去观音岩或者去更偏远的比如什么江北、北培或者南山上黄桷垭那些地方了。
可谁知，我并没有高兴多久，因为几个月后灭顶之灾就降临了……
转眼就到了一九三九年，那时还没有什么五一劳动节。
而至从杜市房东江泽泉去世后，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愈加强烈。
直到到了九月底，有次我去十八梯遇见个瞎眼的算命先生，经他神神叨叨地为我算了一卦，告诉我不必担忧，家宅安宁，一切无虞，又嘱咐我，若实在不放心让我去寺庙里请平安符或者请菩萨来保佑后，我便听他的去罗汉寺为一家人每人请了一个平安符，又给家里的女的一人请了块金镶玉的弥勒菩萨吊坠镶在怀表里外，给我和两个儿子请了观音娘娘，也镶在怀表里；并分别在每块怀表里刻上各自的名字，贴上和家人一起的照片后，我这颗心才总算平静下来，又恢复了隔三差五就去茶馆坐坐的习惯。
那年头，虽然不时还有敌机对重庆周边或市区试探性的轰炸行动，但第一届戏剧联会——抗战话剧，还是在十月重庆国泰戏院上演了。而我为了让孩子们增长见识，还把饶婉也接来住了几天，带他们一起去看了一场。
到了一九三八年底，重庆市区的人口已经增长到了六十万人左右，一时之间在重庆市区物价飞涨，米粮难买，一房难求，报纸上、街道上、政府办公室到处都是“求租信”、“求屋信”、“求地建屋”、“求助信”之类的诉求。
那时我还暗自庆幸自己去得早，加上有点富裕的钱早早地在督邮街买到铺子还在当时的富人区储奇门买了一处居住的小房子。不然也要像马大哥一样只能去观音岩或者去更偏远的比如什么江北、北培或者南山上黄桷垭那些地方了。
可谁知，我并没有高兴多久，因为几个月后灭顶之灾就降临了……
转眼就到了一九三九年，那时还没有什么五一劳动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