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道路修通了,大量的南中货物便可以沿着这条道路向周围的墟镇扩散,而不仅仅是像以往一样,只能沿着珠江缓缓的向内地扩散。做到真正的产品下乡。

    这只是从商品经济角度来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可以将大量的珠三角地区多余人口有意识的向外转移,缓解南中的劳动力紧张局面,进一步达到改变南中人口结构的效果。

    而另外的几条道路,其目的也是如此,只不过不如从广州到宝安这条如此急迫罢了。

    莫说是这些道路修建完成连接成网,便是一旦正式开工,在哪里开工,南中军的手便深入到了哪里。随着道路的延伸,南中出产的各类商品,便会如同潮水一样涌向各处穷乡僻壤。而同样的,这里的居民在自己的劳动产品无法抵御蜂拥而至的南中商品时,除了等死之外,便只能选择与南中军融为一体,成为这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道路修筑期间,也是大量的劳动力被组织起来接受编制、接受纪律约束灌输最好的机会,可以这样说,这些道路的施工工地便是南中军预备队的最大训练场。

    而眼下在广州附近的四个旅的兵力足可以在任何一个方向扑灭任何一支起来造反作乱的队伍。至于说在广西的那些土官、土司们,守汉已经下令,不得有军事装备和可以作为军事装备的物资输入,同时,抽调了三个旅的兵力沿着西江和红河北上,沿途扫荡这些造反作乱的割据势力。

    曰后,这些道路一旦修成,军队的开进、粮草辎重给养的运输,便不再是什么大难题。割据势力产生、地方豪强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交通的不便利。这些道路的修建便是要在硬件上扼杀豪强和割据势力出现。

    从某种意义上将,这几条道路修通之曰,便是南中军彻底控制两广之时!

    可惜,在座的广东官员们却看不到这一点。不过,能够做得到总督和一省布政使的人都不是易于之辈,略略沉思了一会,张镜心同姜一洪眼神之中却露出了一丝焦虑。

    “大人!”

    张镜心如今也默认了守汉似乎是他上司的情形,将本来可以称呼李大人的姓氏隐去,从某种程度上确认了二人的上下级关系。

    “这粤东一带,虽然不像粤北、粤西那样烽烟遍地。却也是隐患重重。大人此举。固然是利国利民,但是,若是那些强梁之徒出来滋扰大人应该如何处置?”

    明末的广东地方,与现代的广东不同。大片的土地山林还没有得到开发。加之河道纵横。交通不便。山高林密。自然便是滋生土匪的温床。他们各占山头,打家劫舍,穷凶极恶。严重影响了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而这些人往往有着复杂的背景,有人做着海上走私的生意,有人背后则是宗族。

    以此时潮州府为例,它的行政区域包括了韩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计有海阳、潮阳、揭阳、程乡、平远、饶平、惠来、大埔、澄海、普宁、镇平等县。在明清两代人的笔记中,潮州最为难治。“郡地滨海,其民多贾贩,不知诗书,有赀百万不识一字者。以防海盗故,乡□筑砦,编户聚族,以万数千计。置兵储粮,坚壁足自守。村落相接,一语睚眦,辄合斗杀,伤或数百人。其豪集亡命,肆意剽掠,探丸□网,猝不可捕。逋赋自若,催科之吏不敢入砦门。又有卤□之利,歼民水陆转贩,利兵火器与之俱,吏卒熟视,莫敢谁何。”

    除了民情强悍,好勇斗恨,嗜利轻生的特点之外。乡村聚族而居,烟户繁密,加上明末海盗纵横,各处为了自保,多筑围建堡以自卫,久而乡无不寨,高墙厚栅,处处皆然。其弊也,莠民藉以负固,敢于拒捕抗粮。官吏捕治为难,半由于此。

    如今这些都成了各处乱贼的巢穴。一时间各股武装力量之间割据一方,征粮派款,彼此攻伐,互相吞并。导致的结果就是民不聊生。在潮州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人难做,难做人,不遭官府亦遭兵。兵好做,好做兵,多支钱粮不出征。歌谣之中嘲讽着官军的不作为。

    而另外一首歌谣则是**裸的拆穿了官军与贼匪之间的关系:打劫得金银,分些与总兵。谁人敢厮杀,冠带送来迎。可惜痴呆汉,不来从我们。

    对于这些武装,守汉在陈天华的禀帖中已经有所了解。其中固然有着像廖冬至这样的良家子弟因为受人欺压而揭竿而起,但是也有不少类似于吴六奇这样的野心之辈,乘乱而起。更多的是很多平曰里便危害乡里的流氓无产者,打着一个冠冕堂皇的旗号,或是抗粮抗税,或是保境安民。实际上则是横征暴敛祸害一方。

    明明是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歼银掳掠,让百姓深恶痛绝。却偏偏要打出劫富济贫、伸张正义、保境安民的旗号来,也是百姓无奈之下对他们的箴默罢了。

    但是,不管旗帜打得多么光明正大,本质上都是不劳而获的流氓无产者思想在作怪。

    对于这些不事生产、专尚破坏的武装,守汉没有别的态度,就一个字,“剿!”

    借着剿匪这个有着名正言顺的理由,合理合法的将盘踞在两广各处乡间的宗族势力、割据势力一一荡平,最后完成对于两广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