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唯一的不足就是杨丛义陪她的时间太少了，但这也没有办法，他的家在泉州，而回易处又在临安，一旦朝廷有差遣，这天下之大，哪儿都得去，真正留在家里的时间其实很少，就算她搬去泉州跟清尘比邻而居，同样陪不了她几天。
关于孟芸娘的事，杨丛义也没有隐瞒她，一五一十的都说了，虽然一开始她心里有一点点不痛快，很快也就想开了，她现在只想留在流求，只要他来流求的时候不是陪着其他女子就够了，至于别处的她管不着，能多一个女子，也许是好事，至少清尘不会把目光都放在她身上。
就在杨丛义留在流求的那几天，一支从北方南下的船队到达流求海岸，船只有大有小，就连样式也各不相同。
率领这支船队的不是外人，正是沈缙。
船上装的是牛马，只是个个都疲惫不堪，踏上海岸就摇摇晃晃，有些甚至直接摔倒在地。
沈缙率领的船队几乎都是小船，海上也抗不了大风浪，不过幸好现在是冬季，再强劲的北风到了海上，也掀不起大浪，船只虽然没有颠覆，可太过颠簸的小船，还是把一些体质稍差的牛马颠簸致死。
新来的大批牛马，直接被迁往南边的马场恢复，估计要好几个月时间，等到开春，它们才能适应南方的生活，慢慢恢复。
北方是如何安排的，杨丛义没有过问，从钦岛离开的时候，他就已经把北方回易事务权交给他了，留下哪些人，具体怎么做，由沈缙自己做主，一起共事这么多年，他一直以来的表现，绝对值得信任。
从益都府几家酒楼收回来的十几万贯利润，沈缙如数上缴，但杨丛义只收了十万贯，剩下的由他自己支用。
北方四岛还有那么多人，还得用钱粮来维护，辽阳府肯定也要派人留守，所需钱款不在少数，而这些费用不可能出现在回易处的账目上，一旦有好事者心存嫉妒，安他们一个私通敌国的罪名，可够他们喝一壶的。
北上交易之事，是杨丛义、陆游、沈缙三人的决定，一旦出事，三人担责，可钦岛那等地方金人都不去，哪会有大宋官员没事跑到那不毛之地去。
船队在北方的交易离大宋实在太远，离金国都城燕京也很遥远，等半年后交易的消息传到燕京，能不能被大宋使节知道都是问题，就算大宋使节有幸听到北方出现西洋货物交易的事情，怀疑是有大宋商贾私自北上，有心追究，一来二去，估计也是一两年以后的事了，想查也无从查起，何况能跟金国私下交易的商贾，哪个不是背景深厚，即使听到些许风声也不敢得罪。
出过海的三人都知道，一旦船队出海，离岸五十里，任谁都辨别不清船队来历，回易处船队北上，几乎不会有任何风险，南方官员不知道他们北上，登州、辰州、辽阳不知道他们是哪里人，几乎都把他们当做金国的汉人商贾。总之，船队在北方的交易是完脱离大宋朝廷控制的，纵使好不容易听到些只言片语，也无从追究，无从查起，毕竟登州到大宋还有数千里。
沈缙明白杨丛义的意思，便没有推脱，将几万贯钱留在手里，这也就意味着，回易船队在北方的交易就有他完接手。
北方留下的人不多，他们只需要定期向益都府几家酒楼供货，照看好那四个岛屿就行，至于酒楼的利润收取，沈缙交给了一名心腹，每隔三个月就把收到的利润送回流求。
短期内他也不会北上了，要么回临安，要么在流求。
杨丛义给他的建议是留在流求，明年船队出海的规模要缩减，而朝廷所要求的利润还是一笔巨大的数目，去年船队才将一百多船货销往天竺和塞尔柱地区，那么大体量的货物，没有三五年时间，很难消耗完，明天再去，很可能赚不回多少钱，所以回易路线和最终目的都要调整，天竺和塞尔柱最好都不去，船队南下之后直接往西走，去到比塞尔柱更远的地方，只有这样，大宋的货物才能持续卖上高价，换回更有价值的东西。
走的更远风险也更大，船要更大更好，人也要进一步训练。
关于孟芸娘的事，杨丛义也没有隐瞒她，一五一十的都说了，虽然一开始她心里有一点点不痛快，很快也就想开了，她现在只想留在流求，只要他来流求的时候不是陪着其他女子就够了，至于别处的她管不着，能多一个女子，也许是好事，至少清尘不会把目光都放在她身上。
就在杨丛义留在流求的那几天，一支从北方南下的船队到达流求海岸，船只有大有小，就连样式也各不相同。
率领这支船队的不是外人，正是沈缙。
船上装的是牛马，只是个个都疲惫不堪，踏上海岸就摇摇晃晃，有些甚至直接摔倒在地。
沈缙率领的船队几乎都是小船，海上也抗不了大风浪，不过幸好现在是冬季，再强劲的北风到了海上，也掀不起大浪，船只虽然没有颠覆，可太过颠簸的小船，还是把一些体质稍差的牛马颠簸致死。
新来的大批牛马，直接被迁往南边的马场恢复，估计要好几个月时间，等到开春，它们才能适应南方的生活，慢慢恢复。
北方是如何安排的，杨丛义没有过问，从钦岛离开的时候，他就已经把北方回易事务权交给他了，留下哪些人，具体怎么做，由沈缙自己做主，一起共事这么多年，他一直以来的表现，绝对值得信任。
从益都府几家酒楼收回来的十几万贯利润，沈缙如数上缴，但杨丛义只收了十万贯，剩下的由他自己支用。
北方四岛还有那么多人，还得用钱粮来维护，辽阳府肯定也要派人留守，所需钱款不在少数，而这些费用不可能出现在回易处的账目上，一旦有好事者心存嫉妒，安他们一个私通敌国的罪名，可够他们喝一壶的。
北上交易之事，是杨丛义、陆游、沈缙三人的决定，一旦出事，三人担责，可钦岛那等地方金人都不去，哪会有大宋官员没事跑到那不毛之地去。
船队在北方的交易离大宋实在太远，离金国都城燕京也很遥远，等半年后交易的消息传到燕京，能不能被大宋使节知道都是问题，就算大宋使节有幸听到北方出现西洋货物交易的事情，怀疑是有大宋商贾私自北上，有心追究，一来二去，估计也是一两年以后的事了，想查也无从查起，何况能跟金国私下交易的商贾，哪个不是背景深厚，即使听到些许风声也不敢得罪。
出过海的三人都知道，一旦船队出海，离岸五十里，任谁都辨别不清船队来历，回易处船队北上，几乎不会有任何风险，南方官员不知道他们北上，登州、辰州、辽阳不知道他们是哪里人，几乎都把他们当做金国的汉人商贾。总之，船队在北方的交易是完脱离大宋朝廷控制的，纵使好不容易听到些只言片语，也无从追究，无从查起，毕竟登州到大宋还有数千里。
沈缙明白杨丛义的意思，便没有推脱，将几万贯钱留在手里，这也就意味着，回易船队在北方的交易就有他完接手。
北方留下的人不多，他们只需要定期向益都府几家酒楼供货，照看好那四个岛屿就行，至于酒楼的利润收取，沈缙交给了一名心腹，每隔三个月就把收到的利润送回流求。
短期内他也不会北上了，要么回临安，要么在流求。
杨丛义给他的建议是留在流求，明年船队出海的规模要缩减，而朝廷所要求的利润还是一笔巨大的数目，去年船队才将一百多船货销往天竺和塞尔柱地区，那么大体量的货物，没有三五年时间，很难消耗完，明天再去，很可能赚不回多少钱，所以回易路线和最终目的都要调整，天竺和塞尔柱最好都不去，船队南下之后直接往西走，去到比塞尔柱更远的地方，只有这样，大宋的货物才能持续卖上高价，换回更有价值的东西。
走的更远风险也更大，船要更大更好，人也要进一步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