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龙无首,各自为政。

    大明党争最激烈的应该当属万历末年到崇祯年间,齐楚浙西东林阉党,你方唱罢我登台,最后的结果就是黄衣使者不出京,皇帝的使者,再无法走出京城。

    而党锢对皇帝的危害就是,皇帝这个裁判,失去了他的价值,因为皇帝的裁决权,失去了效力。

    朱翊钧之所以给王锡爵这最后的体面,一来是不搞扩大化,二来,则是王锡爵背后那群势要豪右们,朝廷也要用他们,目前民间能够参与到海贸的还是这些势要豪右,而且造船的漫长产业链里,他们也占据着很大的份额。

    比如桐油的供应,就是由湖广和江西、福建的桐园提供,比如眼下能买得起船,雇的起人,找的起舟师的主要人群,还是南衙诸府的势要豪右。

    万士和与皇帝这次的默契程度不高,万士和想问要不要抄家牵连,而朱翊钧则是理解为了万士和求情,万太宰既然求情,那多少要给点面子,从斩首到畏罪自杀的区别其实不大,都是死。

    吕调阳开始写浮票,而朱翊钧则是陷入了些沉思。

    在原来的历史线里,万历皇帝的彻底摆烂,就是连奏疏都不批,就是从王锡爵做了内阁首辅开始的,因为王锡爵告诉万历皇帝,不顺心的奏疏,可以不批,留中不发,自此之后,万历皇帝真的就不怎么批阅奏疏了,如此摆烂三十年。

    万历初年的张居正,在陈五事疏里明确提出了御门听政、宣见廷臣、应批尽批等要求。

    张四维当内阁首辅那几年,啥事没干,就鼓噪声势折腾张居正死后的名声了,最后张居正家里什么都没抄出来,张四维被骂的极惨,回乡丁忧,不久便病逝了。

    而张四维之后,则是申时行,申时行是个和稀泥的糊涂虫,这头劝皇帝,那头劝朝臣,两头劝,越想讨好两头,越是两头都不讨好,最后受了一肚子夹板气的申时行,思前想后,这首辅,谁爱干谁干,反正他不干了!

    申时行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和稀泥的人,可他其实也跟朝官们斗过,甚至想继承张居正的遗志,迅猛的推动新政,但是最终都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大,自己又没有太多的党羽,在立皇太子的风波中,致仕了。

    申时行之后,首辅的任期都开始变短了,而且多数都是没什么作为,也就是维持着这个烂摊子能运行就是了。

    王锡爵只是这些首辅中的一个,他上的那道可以留中不发的奏疏,和庙祝阁老,在庙里住着,干了几年,上了两百多道致仕奏疏,最后挂印而去的李廷机相比,也不算离谱了。

    自张居正走后,张居正惨烈的下场,让所有人都畏惧不前,给你老朱家卖命,就是这个下场?

    张居正喊出了吾非相,乃摄也,摄政归摄政,也就是节俭上要求严格了,还多给了二十万两的零花钱,就没有再要求更多了,万历皇帝那般处置,导致士子寒心,也是意料之中了。

    王锡爵的案子,朱翊钧甚至没有抄家,这也是一种基于现实的考量。

    “昨日潞王在宫中习武,争狠斗胜,之前朕之所以训诫他,是他只威罚,不肯恩赏,现在终于知道恩威并重了。”朱翊钧朱批着奏疏,交代了下第一顺位继承人潞王的培养进度。

    朱翊钧上次打了朱翊镠,李太后虽然很心疼,但没说什么,这一次,潞王看似也是胡闹,就是斗狠,他和他的勋卫们也都在互相对练,赢的有赏赐,输的有惩罚,这就符合朱翊钧的要求了。

    潞王上次挨打,是因为他苛责下人,而且只有威罚,没有恩赏,赏罚分明才能御下,显然潞王在不断的成长,而朱翊钧也对潞王的教育非常上心。

    廷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潞王本来要送到宜城伯府去让张居正亲自培养,因为王锡爵和张居正亲自陈情,最终没能成行,让小皇帝的教育潞王,有过之无不及,比张居正的操练更加狠厉。

    还不如送去宜城伯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