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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子引荀彧入殿,促膝而坐。荀彧侃侃而谈,为天子分析当前的形势。

    如果承认孙策并非梁冀、何进那样的无知之辈,那他与天子之间最大的分歧其实就是治道之争。简而言之,就是孟子的仁政和荀子的礼法之争。

    孟子、荀子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目标也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王道,区别在于实现手段。孟子希望王者施仁政,行王道,以德为先,德正则合乎礼。荀子希望王者先行霸道,再行王道,先讲礼,再讲德。

    就这两者而言,孟子更理想化,荀子则更务实一些。正因为如此,孟子游说诸王都没能成功,荀子虽然自己没能有实践的机会,但他的两个弟子却分别得到了秦王的赏识,一个从实践上,一个从理论上,为秦王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这也说明,由孟子而荀子是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的,荀子对儒学的发展并非无中生有,而是顺应了形势,既保留了孔孟的仁义为经,又强化了礼法从权,是一种进步,而非退步。

    对于当前的形势来说,荀子的礼法也比孟子的仁政更切乎实际,尤其是对天子而言。

    天子是君,孙策是臣,既定身份的不同让天子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对孙策来说则多了一个无形的限制。不管他是有高远的目标,还是顾忌到将来君臣相处,他都不能肆无忌惮的乱来,以免落人话柄,将来被人效仿,危及自己的地位。

    孙策读书不多,但他显然不是梁冀那样的鲁莽之人。他看到了这一点,选择争夺民心,堂堂正正的取胜。从发展趋势来看,他也有这个实力,而且时间不会太久。

    但他现在还没有。

    为什么没有?原因很多。其中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孟子的仁政虽好,却并非完美无缺。最明显的弱点就是不能应急,无法面对乱世。行仁政要有前提,那就是不能有外患,这也是孟子一生未能得到认可的原因。孙策为争夺民心不得不勉强行之,自然也逃不过这个困境。

    孙策的确爱护百姓。他爱护百姓不是嘴上说说,而是身体力行。他夺取世家的土地,让百姓有地可耕;减免赋税,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开设工坊,让百姓可以做工补贴家用。他治下的百姓生活安定,家家富给,的确是仁政。

    但他本人却欠了一大笔债。

    这些债从何而来?征战。战争不仅需要数以万计的青壮劳力,更会消耗大量的钱粮。十万之师,一日千金。运粮千里,数十钟而致一石。战场越远,战线越长,他的消耗越大。孙策开办工坊、提倡商业可以解决钱的问题,但他解决不了粮的问题,反倒因为寄食人口的增多加剧了粮食消耗的短缺。

    相反,天子固守关中,没有这样的压力。士家制的推行让关中有足够的兵力自守,也足够的粮食自食,剩下的就是与孙策对峙。

    如果说关中自强的武器是法,那与孙策对峙的武器就是礼。以礼法约束孙策,要求孙策向朝廷缴纳赋税,要求孙策亲自入朝主政,并按朝廷礼法送子弟为质,一步步的约束孙策。孙策如果遵从,那就再好不过。如果不遵从,那他就违背了礼法,朝廷可以正光光明的讨伐他。

    孙策居于臣位,又有所顾忌,不能逾礼。他既不能主动进攻关中,又不能不防,只能维持十余万大军,保持戒备。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耗,一旦发生战事,消耗更加惊人,迟早会拖垮孙策,让他难以为继。

    乱世之中,孟子仁政不及荀子礼法能救急,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好战必亡也是常识,大汉被羌乱拖得精疲力竭也是眼前的事。

    归根结底,只要朝廷能守住关中,以静制动,持续的施加压力,让孙策被十几万大军的开支不断侵蚀,无法积攒实力,总可以等到反击的那一天。轻率出击,反而容易给孙策迅速击破的机会。

    天子听得如痴如醉,连声附和。他将刘晔、刘巴等人的计划转述给荀彧。从根本上说,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以静制动,以守代攻,在具体方案上,荀彧着眼于局,刘晔、刘巴则着眼于具体的战术。他们提议以封王为允诺,使曹操、刘备、袁谭、贾诩等人持续施加压力,迫使孙策就范。

    荀彧原则上不反对,但他强调先礼后兵,不能授人以柄,失了民心。

    天子点头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