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目所说，这是一篇秘密日记。今日完稿后，我会将它封存。等我去世后几十年，它或许会和我的其他资料一起解密。考虑到这一点，也许更明智的做法是把它烧掉？如果要留着它，就不妨更大胆些，把它作为我的另一项丰功伟绩？
在我幼年时，英国作家阿瑟·柯南·道尔先生创作了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并迅速风靡全球。从那之后，我就变成了初次见面的人们打趣的对象：
“噢，你叫约翰·华生？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忠实朋友？”
对这样的问题，我早就有了一套固定的答复：
“比起那位名侦探的蠢笨助手，我的智商至少是他的两倍，如果不是三倍的话。我们虽然拥有相同的名字和姓氏，但别忘了，我们还有中间名。他是约翰·H·华生，我是约翰·B·华生。”
那时我就立志，一定要超越这书中的虚拟人物，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华生先生。凭着我精锐的头脑和力争上游的干劲，以及英俊的面容和翩翩的风度，这绝对不难做到。
如今，我还不到五十岁，却早已实现了自己的承诺。“约翰·B·华生”这个名字，在美国闪耀着金灿灿的光芒——
心理学家，行为主义学派创始人，前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原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现在是一位成功的广告人。
哦，是的，在超市的结账台边放些口香糖之类的零碎小物件、让因等待而焦虑手痒的人们忍不住去拿，那就是我的主意。我用我的心理学来做广告，无往而不利。
当然，我这种跨界发展、并在两个领域都取得惊人成就的经历，对于威廉姆斯先生那种刻板单调又过度执著的人，可能构成了一定的刺激。他那样的人，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快乐”、“自由”和“创造”。
不过我必须承认，比起广告人，我还是更喜欢“心理学家”这个身份。那次转行是个意外，如果可以，我也想要避免。这一切都要怪我的妻子玛丽（Mary），对了，现在该叫“前妻”了。
玛丽身世显赫，塔布莱特先生可能在回华盛顿探望妹妹时于社交场合见过她，如他所说，她“本该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却顶着家里人的反对嫁给了我——我们都是美国人，又是秘密结婚，自然不用经历向谁求婚、让谁同意这种英国式的麻烦。或者如今的英国人也不这么麻烦了？我不知道，也不关心。
玛丽是个好女人，又是我两个孩子的母亲，我对她的敬重和珍视绝非虚言。以我的本心来讲，我从来无意与她离婚，要不是她搜获了我写给情人罗莎莉的情书并闹得满城风雨的话。
这件丑闻牵连了很多人，我也被霍普金斯大学逼迫辞职。我跟玛丽离了婚，这个消息甚至上了报纸头条。既然她敢于如此“重创我的感情和生活”，她就再也不能和我在一起了。我一向行事果断——决绝地分手，永远地离开，绝无可能破镜重圆。失去妻子说到底是件令人遗憾的事，不过没关系，罗莎莉同样出身高门，我再娶她就是了。
她是我的学生，我的研究助手，我的搭档——我的很多论文，题目上都写明“和罗莎莉共同研究”（WithRosalie）。卢斯科探长说得对，我和“我的搭档”是住在一起的关系，我还记得他促狭挤眼的神情。唉，人们是如此地钟爱花边新闻、小道消息，就算自视甚高的威廉姆斯先生也不例外，他不知从哪里听说了我年轻时代的一些小小前科——没什么大不了的打架斗殴、把玩枪械而已，就断定我有暴力倾向。
我能猜到他对我那种超乎寻常的敌意是从哪里来的，他以为我这样不入流的人物也想削尖了脑袋挤进他超凡脱俗的“希波克拉底”俱乐部。虽然我不是医生，本不具备加入资格，但他担心爵士出于对我的好感硬要吸纳一个心理学家——这也并非没有理论支持，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和“胆汁／多血／粘液／抑郁”的气质类型划分至今为心理学界所沿用。心理学家作为与医生并列的希波克拉底承继者，加入以其命名的俱乐部，也实在是无可厚非。
当然，在那次聚会上，我并不是作为心理学家被介绍给大家的。爵士可能认为这个称呼有失谦逊，而且，他也有其他不想张扬的理由。同时，他又不甘心承认尊贵的自己邀请的客人现在只是个“做广告的”。那时我已从霍普金斯大学离职，“教授”的称谓是不能再用了。爵士可能带着复杂的心情，经过了再三的权衡，最终决定用学位来称呼我，“DoctorWatson”，华生博士。“Doctor”这个词本就有“医生”和“博士”两重含义——或许还有更多重，威廉姆斯先生再怎么嫌弃其他含义杂七杂八也没用。噢，多么奇怪的自尊心，我实在搞不懂他为了自己的职业如此骄傲原因何在。如果他真有这么强烈的荣誉感，与其反对我，倒不如去抨击那位被作者虚构过度的蠢钝侦探助手——在书里，他可也是医学博士。这简直是现身说法地表明了，不管是“医生”还是“博士”，哪种“Doctor”的身份，都不足以反映真实的智力水平。
毕竟，世上有几个人，能有我这样的聪明呢？我可是做了那样的事，都全身而退了呢。说出来也许没人相信，虽然我做了那样的事，但我真实地怀念与爵士友情的开始。因为，那是我人生中最顺风顺水的一段时光。
那时，我还在大学任教，还是玛丽的丈夫，那场几乎毁掉一切的突发变故还没有发生。我传播着我的行为主义学说，管理着心理学会的事务，办着几本心理学杂志并不断发表著作，作为领域内一等一的权威备受尊崇，如日中天。
而在大洋彼岸，古尔爵士的情况可不那么好，他正从与生俱来的光环和注定一帆风顺的命运中跌入人生的低谷。没错，那位传说中美貌非凡的伊丽莎夫人死了，但他的毛病可不是什么丧妻之痛。开玩笑，我不相信世上有哪个男人会对他的女人付出如此深挚的情感，哪怕她再美若天仙。实际上，问题出在死因，爵士夫人实在流了太多的血。爵士身为医生，也见过很多血，但没见过熟悉的人的，何况这熟悉的人很快死在了他面前。从那以后，他就开始怕血。一个怕血的医生，就像害怕尸体的警察一样可笑。
显而易见，他无法再诊治病人了；考虑到远离鲜血的需要，也不适合继续管理医院了。可是，他家世代行医，他从小就是被作为医生培养长大的。突然有一天，他做不成医生了，就简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就算顶着爵士的头衔，也只有索然无味，如果不是德不配位的话。简而言之，他的人生，玩完了！
他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于是开始了自我放逐，起意过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平凡生活，一把抱起他的儿子就跑来了美国，落脚在巴尔的摩。真巧，我任教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也在巴尔的摩。
在我幼年时，英国作家阿瑟·柯南·道尔先生创作了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并迅速风靡全球。从那之后，我就变成了初次见面的人们打趣的对象：
“噢，你叫约翰·华生？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忠实朋友？”
对这样的问题，我早就有了一套固定的答复：
“比起那位名侦探的蠢笨助手，我的智商至少是他的两倍，如果不是三倍的话。我们虽然拥有相同的名字和姓氏，但别忘了，我们还有中间名。他是约翰·H·华生，我是约翰·B·华生。”
那时我就立志，一定要超越这书中的虚拟人物，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华生先生。凭着我精锐的头脑和力争上游的干劲，以及英俊的面容和翩翩的风度，这绝对不难做到。
如今，我还不到五十岁，却早已实现了自己的承诺。“约翰·B·华生”这个名字，在美国闪耀着金灿灿的光芒——
心理学家，行为主义学派创始人，前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原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现在是一位成功的广告人。
哦，是的，在超市的结账台边放些口香糖之类的零碎小物件、让因等待而焦虑手痒的人们忍不住去拿，那就是我的主意。我用我的心理学来做广告，无往而不利。
当然，我这种跨界发展、并在两个领域都取得惊人成就的经历，对于威廉姆斯先生那种刻板单调又过度执著的人，可能构成了一定的刺激。他那样的人，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快乐”、“自由”和“创造”。
不过我必须承认，比起广告人，我还是更喜欢“心理学家”这个身份。那次转行是个意外，如果可以，我也想要避免。这一切都要怪我的妻子玛丽（Mary），对了，现在该叫“前妻”了。
玛丽身世显赫，塔布莱特先生可能在回华盛顿探望妹妹时于社交场合见过她，如他所说，她“本该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却顶着家里人的反对嫁给了我——我们都是美国人，又是秘密结婚，自然不用经历向谁求婚、让谁同意这种英国式的麻烦。或者如今的英国人也不这么麻烦了？我不知道，也不关心。
玛丽是个好女人，又是我两个孩子的母亲，我对她的敬重和珍视绝非虚言。以我的本心来讲，我从来无意与她离婚，要不是她搜获了我写给情人罗莎莉的情书并闹得满城风雨的话。
这件丑闻牵连了很多人，我也被霍普金斯大学逼迫辞职。我跟玛丽离了婚，这个消息甚至上了报纸头条。既然她敢于如此“重创我的感情和生活”，她就再也不能和我在一起了。我一向行事果断——决绝地分手，永远地离开，绝无可能破镜重圆。失去妻子说到底是件令人遗憾的事，不过没关系，罗莎莉同样出身高门，我再娶她就是了。
她是我的学生，我的研究助手，我的搭档——我的很多论文，题目上都写明“和罗莎莉共同研究”（WithRosalie）。卢斯科探长说得对，我和“我的搭档”是住在一起的关系，我还记得他促狭挤眼的神情。唉，人们是如此地钟爱花边新闻、小道消息，就算自视甚高的威廉姆斯先生也不例外，他不知从哪里听说了我年轻时代的一些小小前科——没什么大不了的打架斗殴、把玩枪械而已，就断定我有暴力倾向。
我能猜到他对我那种超乎寻常的敌意是从哪里来的，他以为我这样不入流的人物也想削尖了脑袋挤进他超凡脱俗的“希波克拉底”俱乐部。虽然我不是医生，本不具备加入资格，但他担心爵士出于对我的好感硬要吸纳一个心理学家——这也并非没有理论支持，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和“胆汁／多血／粘液／抑郁”的气质类型划分至今为心理学界所沿用。心理学家作为与医生并列的希波克拉底承继者，加入以其命名的俱乐部，也实在是无可厚非。
当然，在那次聚会上，我并不是作为心理学家被介绍给大家的。爵士可能认为这个称呼有失谦逊，而且，他也有其他不想张扬的理由。同时，他又不甘心承认尊贵的自己邀请的客人现在只是个“做广告的”。那时我已从霍普金斯大学离职，“教授”的称谓是不能再用了。爵士可能带着复杂的心情，经过了再三的权衡，最终决定用学位来称呼我，“DoctorWatson”，华生博士。“Doctor”这个词本就有“医生”和“博士”两重含义——或许还有更多重，威廉姆斯先生再怎么嫌弃其他含义杂七杂八也没用。噢，多么奇怪的自尊心，我实在搞不懂他为了自己的职业如此骄傲原因何在。如果他真有这么强烈的荣誉感，与其反对我，倒不如去抨击那位被作者虚构过度的蠢钝侦探助手——在书里，他可也是医学博士。这简直是现身说法地表明了，不管是“医生”还是“博士”，哪种“Doctor”的身份，都不足以反映真实的智力水平。
毕竟，世上有几个人，能有我这样的聪明呢？我可是做了那样的事，都全身而退了呢。说出来也许没人相信，虽然我做了那样的事，但我真实地怀念与爵士友情的开始。因为，那是我人生中最顺风顺水的一段时光。
那时，我还在大学任教，还是玛丽的丈夫，那场几乎毁掉一切的突发变故还没有发生。我传播着我的行为主义学说，管理着心理学会的事务，办着几本心理学杂志并不断发表著作，作为领域内一等一的权威备受尊崇，如日中天。
而在大洋彼岸，古尔爵士的情况可不那么好，他正从与生俱来的光环和注定一帆风顺的命运中跌入人生的低谷。没错，那位传说中美貌非凡的伊丽莎夫人死了，但他的毛病可不是什么丧妻之痛。开玩笑，我不相信世上有哪个男人会对他的女人付出如此深挚的情感，哪怕她再美若天仙。实际上，问题出在死因，爵士夫人实在流了太多的血。爵士身为医生，也见过很多血，但没见过熟悉的人的，何况这熟悉的人很快死在了他面前。从那以后，他就开始怕血。一个怕血的医生，就像害怕尸体的警察一样可笑。
显而易见，他无法再诊治病人了；考虑到远离鲜血的需要，也不适合继续管理医院了。可是，他家世代行医，他从小就是被作为医生培养长大的。突然有一天，他做不成医生了，就简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就算顶着爵士的头衔，也只有索然无味，如果不是德不配位的话。简而言之，他的人生，玩完了！
他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于是开始了自我放逐，起意过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平凡生活，一把抱起他的儿子就跑来了美国，落脚在巴尔的摩。真巧，我任教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也在巴尔的摩。